40年前，我38岁；40年后，我78岁。我有幸成为改革开放的一个亲历者、见证者和受益者。过去的40年，有太多的人物值得钦佩，有太多的事件值得回顾，有太多的变迁值得总结。

            40年与“四大件”

◎文/ 田永清

1978年—2018年。

今年，我国改革开放进入了第40个年头。

改革开放40年，是我国发生巨变的40年，是书写奇迹的40年。

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改革开放的40年，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中国，而且也深刻地影响了世界，是中国和世界共同进步发展的伟大历程。

40年前，邓小平同志大声疾呼——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40年后，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40年前，我38岁；40年后，我78岁。

我有幸成为改革开放的一个亲历者、见证者和受益者。

过去的40年，有太多的人物值得钦佩，有太多的事件值得回顾，有太多的变迁值得总结。然而，我只能从自身微观的角度，谈谈我对于改革开放40年的感受。

谈这40年，有必要把时间往前延伸一些。这样，我们对于一些事情会看得更清楚，想得更明白。

记得上世纪90年代的一天，老红军、开国将军郭林祥同志跟我讲：“在战争年代，当基层干部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关键是要做到四条：第一条，打仗不怕死，冲锋在前，退却在后，那时谁怕死就会被人看不起，更不用说当领导干部了；第二条，行军时给战士背枪，背背包，尽量减轻战士的负担；第三条，吃饭的时候，宁肯自己饿肚子，也要千方百计让战士吃饱；第四条，宿营以后，给战士烧开水，为战士烫脚、挑脚泡。在战争年代，基层干部做到这四条，官兵之间就能亲密无间，国民党军队用飞机轰炸、用机枪扫射，战士都趴在干部身上，宁肯牺牲自己，也要保护首长。”

他还笑着对我说，那时称得上“首长”的，心中也期盼着“四大件”：一支钢笔、一块手表（或怀表）、一把手枪、一匹战马。这“四大件”主要是用于学习和战斗的。当然，有时也难免有摆摆威风的意味。

记得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互相开玩笑，常常说这样两句话。

一句是：外国鸡外国牛，外国小子留平头。那时的男人多是光头，少数人追求时髦，留个小平头，招来朋友善意的“嘲笑”。

一句是：穿皮鞋的抬高脚，戴手表的撸胳膊。那时还很少有人穿皮鞋、戴手表。抬高脚、撸胳膊，是有意“显摆”，做给旁人看。

那时，人们特别羡慕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称苏联为“老大哥”，说苏联人过的日子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牛奶面包。总盘算着我们何时能过上像人家那样的好日子啊！

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社会风气比较好，但物质生活确实贫寒，什么东西都凭票供应。

到了上世纪70年代，人们开始追求“四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简称“三转一响”）。

到了上世纪80年代，人们追求的“四大件”是：彩电、冰箱、洗衣机、录音机。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人们追求的“四大件”是：空调、笔记本电脑、手机、液晶电视。

到了21世纪，人们追求的“四大件”各不相同。房子、汽车是其中的“两大件”，另“两大件”就各取所需了。

这些变迁更深刻地说明，改革开放成果惠及普通百姓，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正如俗话所说：“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没水小河干。”

下面，说说我与“四大件”的故事。

我拥有手表的时间是在1967年。

我于1960年参军，1964年提干，少尉（正排级）。当时看到别的战友戴着手表，感到的确有用，而且心生羡慕。

1966年秋冬季节，我几次参加带红卫兵接受毛主席检阅的活动。为了掌握时间，我借战友金应勇同志的上海牌手表，戴了好几个月。

1967年春，我的另一位战友王明勇同志帮我买手表，他在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排了一夜的队，第二天一早为我抢购了一块瑞士手表，我倍加珍爱，一直用了20多年。

我拥有自行车的时间是在1973年。

1973年春夏之间，我所在的部队从青海移防北京。当时很多人想，回北京后买自行车难，搞不到购物券，听说青海有自行车存货，纷纷购买。我也未能脱俗，虽然已是正团级干部，但没有存款，还是借了他人的钱，买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

回到北京多年间，上下班或外出，总是骑着那辆自行车，煞是风光了一阵子。

我拥有电视机的时间是在1980年。

这个年份我记得格外清楚，因为1979年那年遇到了一件既好又难的事。那时，我在一个副师级单位担任副政委，因为该单位当时没有政委，组织上让我主持政治工作，担任党委书记。

1979年国庆节前夕，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30周年，上级批给每个单位两台12英寸黑白电视机。我所在的单位知识分子集中，还有不少留学生，总共有200多人。大家看着这两台电视机，眼巴巴的，都想要。这可怎么办？

我与其他领导干部研究，确定了两条原则：一条是领导干部不能要，绝对不能搞特殊化；另一条是一定要公道正派，做到公开、公平、公正。

如何体现这“三公”呢？

我和年轻的参谋杜志滨同志绞尽脑汁，才想出来一个办法：1955年以前参军的几十位同志参加抓阄，谁抓到算谁的，领导干部和1955年以后参军的统统靠边站。

记得其中一位抓到电视机的同志叫王成福，山东人，曾去西北欧一个国家留学。他兴高采烈地把电视机搬回了家。这下好了，每天晚上都有不少同志拿着小板凳去他家看电视，来客络绎不绝，还得茶水瓜子招待。

1980年，我拥有了第一台电视机，开始是黑白的，彩电是在几年之后，当时还是战友戴登启同志给的购物券，我那时是副师级领导干部，但并无多少存款，所以还是分期付款的。

我拥有第一部手机是在进入21世纪之后，确切时间记不清了。

在这之前，有不少人用大哥大、BB机，我这个人不时尚，对那些玩意不大感兴趣。组织上配发给我的手机，我让司机拿去用了。

真正让我动心并开始使用手机，是在2001年，我以正军职少将军衔退休之后，身上的担子卸掉了，有“无官一身轻”之感，就想用手机了。而真正开始用手机，还是因为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那一年，我与爱人随团去四川九寨沟旅游。先看一些小的湖泊，水有黄的、蓝的、绿的，煞是好看。九寨沟口海拔2000米，中部峰岭在4000米以上。开始大家都兴致勃勃，到攀登峰岭时就只剩下几位勇士了。我属于勇士之一，但这给我爱人和其他游客带来了麻烦。问题出在我听错了时间，导游说是下午一点集合离开，我听成了下午四点。

我穿着雨衣，冒着大雨，勇敢地向着峰岭攀登，中间为了给自己鼓劲加油，还两次购买鸡蛋和牛奶充饥。当我终于攀登到4000米的山顶，看到层层白雪银装素裹时，我伸开双臂，大喊一声，心中充满了一种“会当凌绝顶”的自豪感。我爱人和其他游客看我在规定时间还未下山，既担心，又生气。担心我可能掉入山谷，生气我耽误了大家的时间。当我于下午四点之前赶回集合地点时，迎来的当然是一顿善意的埋怨和友好的讥讽。

这件事使我得到了教训，感到随身带个手机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我登山时带着手机，我爱人和其他游客也许能联系上我，就不至于那样担心、着急了。

从那以后，我就开始使用手机了，近几年对于手机的一些新功能也运用自如了。

拉拉杂杂说了这么多，应该结尾了。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我们已经经历了改革开放的第一个40年，让我们共同期盼下一个更加辉煌的40年！

（作者系原总参谋部兵种部政委、少将）

责任编辑王泽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