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24日） 
                整理者：尚世峰 张立勇

    主持人尚世锋：今天，很荣幸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总参原兵种部政委、有“军中儒将”之称的田永清将军到我们清华大学计算机系，与即将毕业的应届国防生交流、座谈。田将军今年已经71岁了，入党52年了，参军51年了，退休也已10年了。退休之后，他先后到北大、清华、国防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大学等上百所军地高校作报告400余场，直接和间接听众达60多万人次。今天是田将军第三次到清华了。清华大学党委聘田将军为国防生教育顾问，我们计算机系特聘田将军为客座教授。大家都听过田将军作报告，也知道他作报告有“三绝”：一是上台先说三句话：可以交头接耳说悄悄话，可以闭目养神打瞌睡，可以中途退场“开小差”；二是报告不拿一张纸；三是对什么对象讲什么话。因为大家都已听过田将军作报告，而且他今天还给我们带来了宝贵的礼物，就是赠送每人一本他的新作《与大学生漫谈成人成才成家成功》。所以，今天我们变换一下方式，改为大家提问题，请田将军来解答。
    参加今天活动的领导和老师有：清华大学定向生工作办公室主任熊剑平老师，总政驻北大、清华后备军官选拔培养办公室主任凌铁大校、副主任陆学东上校，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计71班班主任黄震春老师，大家表示欢迎。
下面，首先请田将军讲话。

    田永清将军（以下简称田）：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在清华大学刚刚度过了百年校庆，我们大家正在欢欣鼓舞地迎接建党90周年的时候，我第3次来到清华大学，感到格外高兴。你们经过4年的刻苦学习，即将毕业，一部分同学继续深造、读研，一部分同学即将奔赴工作岗位，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慰问！刚才主持人讲了，我们今天改换一下方式，不再我一个人讲，你们大家听，而是你们大家问，由我来回答。在问答中间，可以插话，可以辩论，我讲错的地方，你们随时可以批评指正。我一向认为，提问题有时比回答问题还重要。你们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保证每个问题都回答。回答不回答是个态度问题，答得好不好是个水平问题。今天下午天气很热，你们“烤”我，很可能把我“烤糊”了。下面，请同学们开始提问吧!

    王蒙：今年是建党90周年，我们也刚有一批同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您读高二刚满18岁就入党了，至今已经52年了，称得上是老党员了。能不能谈一谈您对党的认识，另外，您对党内存在的一些贪污、腐败现象怎么看？
    田：你提的问题很大、很重要，三言两语很难说清楚，我试着回答吧！我想把你提的问题再扩展一下，讲如下四个“三”：
    第一个“三”：要看清中国近现代史的大走向，也就是总趋势，需要看三个一百年。从1740年到1840年鸦片战争，是百年衰败；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是百年救亡；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49年建国100周年的时候，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百年复兴。这就是说，我们中国近现代史走了一个大大的V字形。很明显，我们国家现在正处于爬坡、上升的时期。大家如果能够看清我国的这个大走向、总趋势，就可能站得高、看得远，就可能心明眼亮，遇到一些具体问题，就不至于迷惑。
    第二个“三”：今年是我们党建党90周年，这90年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30年： 
    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接近30年，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立了新中国。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这是第二个30年。在这个30年里，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应当实事求是地承认，在这30年中，我们既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也犯过全局性的严重错误。包括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晚年也犯了严重错误，比如发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等，的确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我们党从来不讳言自己所犯的错误，包括毛主席所犯的错误。问题是怎样认识这个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崭新的伟大事业，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不断地进行探索。探索就好比爬山，没有平坦大路可走，有时可能走对了路，有时也可能走弯路、歧路甚至错路，凡是爬过山的同志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和体会。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领袖，不可能一贯正确、永远正确，关键在于能不能认识错误、承认错误、改正错误，从而继续领导人民向前迈进。我们党正是在纠正所犯的错误之后，开始改革开放的。这种态度是郑重的、严肃的，是对党、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任的。
    这里有一个更为重大更为严肃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毛主席晚年所犯的错误。我完全同意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如果没有毛主席，我们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黄克诚大将在一次重要讲话中，对毛主席作了“七分功劳、三分过失”的评价。黄老意味深长地说，毛主席是中国最早的马列主义者之一，他参与创立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为建立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他成功了，成了党和国家的领袖，全民爱戴的英雄。不幸的是，毛主席晚年在急于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社会主义的主观愿望驱使下，犯下了一个又一个错误。但不管他晚年的失误有多么严重，后人还可以用大力量和长时间来补救。而毛主席创立的功绩，则是无人可以代替的。邓小平和黄克诚同志说的这些话，已经过去30多年了，但我还一直牢牢记在心中。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开始改革开放直到现在，是第三个30年。这30年，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使得我们国家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是尽人皆知、有目共睹的。在座的同学们已经20多岁了，你们对这个阶段的变化和成就，也有亲身的体会，所以我就不多讲了。
    第三个“三”：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是不断学习、与时俱进的党。有人把我们党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前进的状况，概括为三个阶段，我觉得也有一定的道理。这就是，在夺取政权之前，我们党是革命的党；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党成为执政的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是领导改革开放的党，同时是执政的党。这种变化，说明我们党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因而我们党永远充满活力。
    第四个“三”：前面讲的三个“三”都是纵向对比，这个“三”讲横向对比。国内外有的评论家，把世界上原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划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我们党领导的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型”的改革，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个脚印，这种改革是成功的，效果是显著的。另一种是“保守型”的改革，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在这里不说人家的国名了，不能说他们没有进行一点改革，但他们的改革是保守的，发展变化是不大的。第三种类型就是前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搞“激进型”的改革，全盘否定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列宁、斯大林，搞什么“公开化”、“新思维”、“休克疗法”。结果如何呢？前苏联解体了，苏共亡党了，东欧原来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巨变了。
    1997年，我在国防大学研究系学习时，曾到俄罗斯访问。2000年，我又随将军代表团访问了东欧几个国家。那里原来的执政党垮台了，国家元气大伤了，生产力下降了，人民的生活水平降低了，不但原来的党员和军人对现状不满，人民群众也是怨声载道。
    在访问俄罗斯期间，有一个细节，我至今记忆犹新。我们离开莫斯科的前一天，到一个自由市场去购物时，一位摆小摊的老者问我们：你们是中国人吗？是中共党员吗？当得到肯定的答复时，他显得很亲切、很激动。他掀开自己破旧的外衣，让我们看他内衣上佩戴的原苏共党徽，还把一套印制精美的列宁画页共18张送给我们，并连声说：“我原是苏共的老党员，苏共垮台了，我们也跟着倒霉了！祝贺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成功和胜利！”他边说边打着V字手势。
    从上述纵横对比，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事实也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不愧是伟大、光荣、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愧是领导全国人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的核心力量。
    关于您提的第二个问题，我们不必讳言，现在我们党内的确存在着不正之风和贪污腐败现象。对于这些，作为一个入党52年的老党员，我感到痛心疾首，深恶痛绝。那些贪官，是我们党的肌体上的蛀虫，是党员队伍中的败类，对他们必须严惩，政治上让他们身败名裂，经济上让他们倾家荡产，名声上让他们遗臭万年。对于这个问题光是气愤和痛恨还不行，还要作一些理性的分析。贪污腐败现象是个世界性、历史性、社会性的问题，决不是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造成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贪污腐败现象吗？历朝历代没有贪污腐败现象吗？我这样讲，决不是为贪污腐败辩护或是看不到问题的严重性。相反，我认为这方面的问题仍很严重，形势仍很严峻，任务仍很艰巨。现在有那么一些人鼓吹，只要搞多党制、轮流执政，就能消除腐败现象。没有那么回事！根本不可能！我国的台湾地区不就搞的是资本主义制度，搞的是多党轮流执政吗？那个臭不可闻、十恶不赦的所谓“总统”阿扁，不也是个大大的贪官吗？
    老实说，在经济快速发展阶段，难免出现一些阶段性的混乱，包括贪污腐败现象，这是任何国家经济快速发展阶段都难以完全避免的。我们党始终高举反腐败的大旗，不断加大反腐败的力度，就像人们说的：“只要反腐不放松，早晚抓出王怀忠（被判处死刑的安徽省原副省长）！”我们既要充分估计到反腐败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同时也要坚信，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随着我党反腐制度的不断完善，随着各种监督力度的不断加强，特别是随着人民群众广泛而积极地参与，我们党一定会建设得更加纯洁、更加坚强、更加伟大！新加坡和我国香港特区能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也一定能够解决！
    我入党52年了，我对党的认识也不断从感性上升到理性，风风雨雨52年，使我坚定了这样的认识：只要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我们党就能领导全国人民，打败一切敌人，创造一切奇迹，克服一切困难，纠正一切错误，就能永远领导全国人民不断前进，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薛超：今年是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您对清华精神是怎样认识的？
    田：这个问题应该是我向你们请教，因为你们在清华学习了4年，前不久又参加了清华百年校庆的活动，学习了清华的历史和传统，学习了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清华百年校庆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因此，我相信你们对清华精神的理解，肯定比我更深刻、更全面。但既然您把这个球踢给了我，那我就试着回答一下，算作与你们交流、探讨。
    清华大学是我国数一数二的高等学府，我原来对清华的情况也略知一二，这次我也认真学习了胡锦涛同志的重要讲话。因此，我对清华精神也有了一些粗浅的认识。我认为，清华精神包括多方面的内容和含义，清华精神是很全面、很深刻的，也是很有特色、很管用的。
    比如，清华的传统是“爱国奉献，追求卓越”；
    比如，清华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比如，清华的校风是“行胜于言”；
    比如，清华的教学理念是“中西融合，古今贯通，文理渗透”；
    比如，清华的培养目标是“学术大师，兴业英才，治国栋梁”；
    比如，国学大师王国维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比如，清华老校长梅贻琦对大学的诠释：“大学乃大师之谓也，而非大楼之谓也”。
    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些都应该包含在清华精神的范围之内，我们对清华精神应从广义上加以理解，不知我的认识对不对？
    这里，我想重点说一说，我对清华大学校训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这8个大字格外感兴趣。有的专家、学者甚至这样说，对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对于中国的民族精神，有各种各样的概括和说法，但无论什么样的概括和说法，都不如这8个大字概括得准确和全面。全国一些著名大学都有自己各具特色的校训，但我认为，清华大学以这8个大字为校训，是最好的校训。你们都学过《易经》吧？这8个大字就出自《易经》。梁启超当年在清华大学演讲时，特别推崇《易经》中的两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清华大学遂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8个大字定为校训。梁启超还具体解释这两句话，用以鼓励清华学子：“要自强不息，犹如天之运行不息，立志坚韧强毅，不屈不挠；待人接物应度量宽厚，犹如大地之广博，无所不载，责己厚而责人轻。”抓住了这两句最简单而又最深刻的话，也就抓住了学习的目的和做人的原则。
    我最近看到杨振宁先生的一段话，他说：“北大、清华对于中国的贡献，比哈佛对于美国的贡献要大得多。如果没有北大、清华，中国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我认为杨先生的这段话不是夸大之词，事实确实如此。过去人们常说：半国英才聚清华。这里仅举一例，我国23位“两弹一星”勋章获得者，有14位是清华校友。
    国防生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地方高校的大学生，又是预备军官。因此，你们对自己应该高标准、严要求，既要认真学习和实践我们解放军“听党指挥，英勇善战，服务人民”的优良传统和“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的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又要学习和继承清华精神。
    清华的培养目标是“学术大师、兴业英才、治国栋梁”，我这里斗胆再加上一条：军旅精英。我希望你们既要以自己的母校清华大学为荣，又要实事求是地看到清华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比如，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办学特色十分明显，号称世界“理工科之王”，先后诞生了7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就这一点而言，是我国现在举全国高校之力也无法企及的荣誉。著名学者刘再复先生这样激励清华学子：“清华，你不是坐落于清华园，而是坐落于大宇宙，你应是鹰的摇篮，不是鸡的营地。”我希望你们到部队工作以后，胸怀蓝空碧海，雄鹰辈出，在军队和国防建设中，大放异彩，成为军旅精英！

    王宇：我们这一批国防生，有的将直接到部队参加工作，有的将继续深造读研。您比较赞同哪一种选择？您认为哪一种选择可能更具有发展前途？
    田：您这个问题可真不好回答，有点把我难住了。不过我可以讲如下几点看法。
    一是直接到部队工作，还是继续读研深造，应该根据两个方面的情况来确定：一是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二是你们每位同志的具体情况，比如兴趣、志愿，等等。
    二是经过4年的本科学习，你们虽然毕业了，但这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选择直接到部队工作的要好好干，选择继续读研深造的要好好学。毛主席说过，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
    三是以上两种选择，只要好好学、好好干，都有发展前途，很难说哪一种选择更有发展前途，这样说，很重要的原因是学历并不等于能力。
    这里我讲讲比尔•盖茨说过的一段话。在2007年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他说：“我为今天在座的各位同学感到高兴，你们拿到学位可比我简单多了。哈佛的校报称我是哈佛大学历史上最成功的辍学生。我想这大概是我有资格代表我这类学生发言……在所有失败者眼里，我做得最好。”希望大家正确理解比尔•盖茨这段话，他无疑是一位成功人士，可以说为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的情况毕竟是一个特殊的个案，不可一概而论。

    陈垚文：部队欢迎和需要什么样的国防生，您认为什么样的国防生可能最有发展前途？
    田：我到不少大学去作报告，很多国防生向我提出过这个问题。我认为，部队欢迎和需要的国防生，应该做到以下六个方面，简称“六得”：
    一是“信得过”：政治立场坚定，道德品质优秀，组织信得过您，战友信得过您。
    二是“下得去”：到基层去，到边远的地方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到军事斗争准备第一线去，到部队建设最需要的地方去。
    三是“用得上”：有真才实学，部队建设用得上，我们经常讲“三十而立”，但如果您是个“空袋子”，那可立不起来呀！
    四是“留得住”：要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不能见异思迁，这山看着那山高，更不能把部队当作“跳板”。平时要经得住公与私的考验，战时要经得住生与死的考验。学习前辈革命军人“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精神，下决心为军队和国防事业奋斗终生。
    五是“干得好”：既有第一任职能力，又有发展潜力，干什么都要尽到自己的最大力量，干什么都要干得最好，从而得到领导、战友的认可和好评。
    六是“冒得出”：艰苦奋斗，出类拔萃，建功立业，为军队和国防事业做出重大成就和贡献，成为拔尖的高素质军事人才，成为可堪大用、能负重任的栋梁之才。
    古语说：“宰相必起自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意思是说，当宰相的必须经过基层锻炼，当过州官、郡官。能带兵打胜仗的将军，一定是当过兵的人，是从基层干起来的人。这可以说是古今中外人才成长的一条规律。因此，我认为，最有发展前途的国防生，很可能出自那些开始勇于“下得去”，经过若干年实践锻炼，后来又“冒得出”的国防生。所以，为了军队和国防建设的需要，同时也为了你们自身发展的需要，我希望你们能够做到以上“六得”。

    王宇：现在都讲究人生职业规划，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军人需要职业规划吗？国防生到部队的发展之路有哪些？
    田：的确，部队讲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这并不妨碍、也不反对军人可以做职业规划。军人做职业规划应注意两点：一是军队和国防建设的需要，二是自己的兴趣和特长。兴趣是巨大的动力，如果你所从事的工作正好与你的兴趣相一致，你自身的潜力就会充分得到发挥，就可能做出更大的成绩和贡献。但是，人的兴趣也是可以转移、可以培养的。例如，“三钱”之一的钱伟长，原来是学人文科学的，而且成绩优异。后来发生了日本侵略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他受到巨大的震撼，立志科学救国，改学物理，结果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被称为中国的“力学之父”。
    我认为在人的一生中，应当不断给自己提出一些奋斗目标，就像爬山那样，征服一座山峰之后，接着又向更高的山峰迈进。这样，就会感到自己身上有一种永不衰竭的动力，就有可能做出连自己都始料不及的成绩和贡献。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题目是《怀有127个愿望的人》。
    60多年前，美国洛杉矶有一个15岁的年轻人，名叫约翰•科达尔，他为自己制定了一个总数达127个愿望的计划，其中有勘查尼罗河、刚果河，登上珠穆朗玛峰，重游马可波罗和亚历山大大帝到过的地方，创作一部音乐作品，写一本书，结婚，生孩子，甚至还有登上月球，等等。科达尔把这些愿望都编上号，写在一张纸上，以便逐一实现。21岁那年，他已到过21个国家旅行。刚满22岁，他在危地马拉的原始森林中发现了一座玛雅古庙。26岁那年，他历经艰险，完成了对尼罗河溯源的探险。后来，他曾在南美洲的原始部落生活过，登上过土耳其的阿拉拉特山和非洲的第一高峰乞力马扎罗峰，他曾开过两倍于音速的飞机，写了一本关于尼罗河探险的书……当然，他早已结婚并且有了孩子，现在他可能早已当上爷爷或姥爷了。科达尔游览中国的长城，是他的第49号愿望。据说前些年他的身体还很健壮，他盼望有一天实现自己的第127个愿望——登上月球。科达尔说：“我制定这个计划，是为了使自己总有奋斗的目标。我看到周围有些人从不敢尝试自己的能力，结果一事无成。我下定决心，决不走这条路。”
    我讲这个故事，当然不是要求大家去机械地模仿科达尔。说实在话，他的有些举动，我们根本没条件或没必要去做。但他胸怀壮志，锲而不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精神，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我同意这样的说法，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就要努力成为什么样的人，就有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国防生到了部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有很多工作等着着你们去做，我相信你们是会大有作为的。我祝大家心中有梦，梦想成真！

    赵博：以后在部队发展，工作能力和人际关系哪个更重要些？应该怎样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田：工作能力与人际关系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从广义上说，工作能力也包括人际关系，比如与人的沟通能力、协调能力、合作能力，等等，既是工作能力，也是人际关系；另一方面，搞好人际关系，既是德，又是才，还是艺术，这也是一种工作能力。
    大家知道，美国有一所哈佛大学，在世界大学排名榜中，经常名列前茅。据说，哈佛出过6位总统、4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这所大学总结的基本经验是：人的智商，也就是聪明程度，对于一个人的成功起20%的作用；人的情商，包括品德、意志、人际关系，对于一个人的成功，起80%的作用。可见，搞好人际关系对于人的事业成功非常重要。
    怎样才能既提高工作能力，又搞好人际关系呢？我劝大家要乐于吃两样东西：一个是吃亏，一个是吃苦。做人不怕吃亏，做事不怕吃苦。吃亏是福，吃苦是福。吃亏是福，是郑板桥的名言；吃苦是福，也充满着人生哲理。不怕吃亏才能做人，不怕吃苦才能做事。世界上最有营养最能成就人的就是这两样东西。如果一个人既能吃亏、又能吃苦，他就可能大有作为，成就一番事业，也能搞好人际关系。世界上最难吃、有不少人最不愿吃的也是这两样东西。如果一个人既不能吃亏，又不能吃苦，那他绝不会有大的作为，也不可能搞好人际关系。不知大家注意到了没有，潘基文连任联合国秘书长，在就职演说中，他引用了老子的两句名言：“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这后一句话，“人之道，为而不争”，“为”可以理解为一个人很有工作能力、很有作为，而“不争”呢？就是不要和人家争名、争功、争利，这样人际关系也就会搞好了。
    我很欣赏这样几句话：爱别人就是爱自己，你想别人怎么对待你，你就怎么对待别人。这几句话道出了人际关系的“核心机密”：给予就会被给予，剥夺就会被剥夺，信任就会被信任，怀疑就会被怀疑，爱就会被爱，恨就会被恨。这既是心理学的互惠关系定律，更是人生“向上之路”的路标。
    我也知道，提出工作能力和人际关系哪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其中还可能包含着“潜台词”，就是针对地方和部队某些单位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埋头苦干，很有成绩，但不善于搞关系的人没有被用起来；相反，表现平平，工作一般，但善于投机钻营的人倒用起来了。这种情况的确存在，但这是一种不正之风，为人们所不齿。现在党中央反复强调：要坚持凭实绩用干部，让能干事者有机会，干成事者有舞台，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让所有优秀干部能为党、军队和人民贡献力量。因此，我也劝同学们到部队工作之后，要注意练好两样功夫：一个是本分，一个是本领。做人靠本分，做事靠本领。靠这“两本”起家能靠得住，任何时候不要投机取巧，搞歪门邪道。投机取巧，短时间也可能得到一些“实惠”，比如提拔快一点、风光一阵子，但终究是靠不住的，也是不光彩的。
    搞好人际关系，还有这样4句话：学习别人的长处，宽容别人的短处，记住别人的好处，理解别人的难处。

    周建毅：拿破仑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作为一名军人，什么样的人才算是成功人士？怎样才能取得成功？
    田：“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是拿破仑流传很广的一名名言，不但我军很多官兵知道这句话，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官兵也知道这句话。对于这句话，要作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说“对”或“错”、“同意”或“不同意”。
    过去，谁说拿破仑的这句话，立志当将军，就被人认为有名利思想，想“往上爬”，或被讥讽为不知天高地厚，被人耻笑。我认为，大可不必如此。一位大学生想当科学家是件好事情，一位士兵想当将军又有什么不对呢？年轻人喜欢追星，我觉得追将星比追歌星、影星、球星更高尚一些、更可爱一些，当然也更艰巨一些、更重要一些。
    作为对这句话的补充，现在有人又这样说：“当不好士兵的人，当不了将军。”我觉得把这两句话结合起来，就更全面了。拿破仑的话是讲立志，这句话是讲怎样实现志向。如果你想当将军，那你现在就首先当好士兵吧！
    立志当将军的士兵之中，肯定有如愿以偿者。我希望20年、30年之后，我们在座的国防生中，有一些同学成为将军。当然经过努力而未能如愿者，肯定是绝大多数。当了将军不必沾沾自喜，没有当上将军也不必垂头丧气。因为当不当将军，说到底是部队建设的需要，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有一首歌唱道：“有名的星星只有少数，更多的星星却无名。”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中，真正被人发现并已经命名的星星为数不多。然而，正是因为少数有名的星星和多数无名的星星交相辉映，才呈现出一片光辉灿烂的夜空。
    孙中山先生曾说：“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我们不能这样认为，当了将军事业就是成功的，没当上将军事业就算不上成功。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不在于他得到了什么，他当了什么，而在于他奉献了什么，他干得怎么样。我与雷锋同志同年出生，同年入伍。我忝列共和国将军方阵之中，而雷锋因公殉职时还是一位战士。雷锋是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我终生学习的榜样。我经常这样想，雷锋是伟大的，而我是渺小的。这是我的心里话，事实也的确如此。
    您刚才还问，怎样才能取得成功？这个问题太大了，我只能简单地给您介绍一个公式。这个公式是著名学者、享年98岁的季羡林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提出来的。他在文章中写到，集八九十年之经验，得出了一个公式：成功=天赋+勤奋+机遇。第一是天赋，成功是需要天赋的，不承认天赋不是唯物主义，人的天赋是各不相同的。第二是勤奋，只有通过勤奋，才能把你的天赋充分发挥出来。第三是机遇，机遇是客观存在的，不承认机遇是不对的。但是，机遇有两个特点：一是稍纵即逝，机遇来了，就要紧紧抓住；二是机遇只垂青于时刻有准备的人。你平时不学习、不准备，机遇也不会找上门来。

    薛超：我们到部队以后，从事专业技术工作转向指挥管理工作的机会多吗？怎样才能提高指挥管理能力？
    田：部队是个大学校、大熔炉、大舞台、大家庭。部队有各种各样的工作，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您说的从专业技术工作转向指挥工作的机会还是不少的，从开始搞指挥工作后来转向搞专业技术工作的情况也是有的。这种角色转换主要决定于两个方面：一是军队和国防建设的需要，二是本人的兴趣和特长。
    怎样提高指挥能力呢？一靠学习，二靠实践。最受部队官兵欢迎的基层干部，有人概括为4句话：思想品德做榜样，军事技术特别棒，管理教育路数对，文体活动能上场。前两句不用多作解释，第三句话，“管理教育路数对”，是说既要治军从严，又要严而合理，掌握好“度”。古代既讲“慈不掌兵”，也讲“慈亦掌兵”。就是说，既要严格要求，又要“爱兵如子”。第四句话“文体活动能上场”，除了具备前三条之外，如果您还有某些特长，比如琴棋书画、弹拉吹唱，等等，总之，你有几下子，能与官兵同乐，基层官兵就佩服您、喜欢您。
    刘伯承元帅曾经讲过，作为指挥干部，要具备四种本领：一是会“养兵”，能让官兵吃饱喝好，给养充足，这一条很重要。二是会“带兵”，靠思想政治工作和行政管理，把兵带好。三是会“练兵”，使官兵掌握好军事技术，培养优良作风。四是会“用兵”，平时带领官兵完成各项任务，战时带领官兵消灭敌人、保存自己。
    作为军队指挥干部，要注意培养和树立“三长”形象，即在官兵心目中，您是首长、师长、兄长。要有首长的威信、师长的素质、兄长的感情。

    王小龙：如果对自己从事的工作不感兴趣，应该怎么办？
    田：如果对自己从事的工作不感兴趣，首先，要坚决服从命令，尽力做好工作。我前面讲到，人的兴趣是可以转移和培养的。您对一项工作开始可能不感兴趣，但在工作一段之后，您了解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并且逐步培养了对这项工作的兴趣，您就可能热爱这项工作，安心这项工作，做好这项工作。另一方面，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如果您另有某种兴趣和特长，可以尽量发挥出来，得到领导和战友的认可与赞赏。这样，组织上也可能本着用其所长、人尽其才的原则，重新分配更适合您的工作岗位，让您做出更大的成绩和贡献。
    这里，我如实向同学们介绍一下我自己的情况。我读初中时，全县考第一，各门功课全面发展。到了高中以后，我更喜欢文科了。毕业后，被保送到了解放军原张家口外国语学院，我很想学外语（高中三年我学的是俄语，成绩也比较突出），但组织上却分配我学习无线电工程技术，毕业后又分配我当了技术员。说实话，搞无线电工程技术的确不是我的兴趣所在。但我从未向组织上表示过不同意见，也没有提出过调动工作，而是本着“笨鸟先飞”的精神，加班加点，埋头苦干，尽最大努力完成任务。大概当了3年技术员，组织上感到我这个人可能更适合做政治工作，因为我读高中二年级时就入了党，平时比较爱读书、善思考，能团结群众，有一定文字表达能力，威信比较高，于是就挑选我当了政治干事。我觉得这是组织上的信任，自己也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于是就下决心做好政治工作。从那以后，我在连、营、团、师、军各级岗位上都干过，而且多数时候是当政治主官。就这样，一直做了30多年政治工作。尽管我能力不强、水平不高，但我觉得自己还是尽了心、尽了力。

    张健：到部队工作对写作和演讲能力要求很高，而我们清华大学的国防生，绝大多数是学理工科的，在这方面很有必要加强和提高，请问怎样提高这两方面的能力呢？
    田：您提的这个问题很重要，清华大学的国防生绝大多数是学理工科的，写作和演讲能力相对弱一些，到部队工作之后，这两方面的能力有待于加强和提高。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朱镕基总理毕业于清华大学，他也是学理工科的，我曾听他作过3次报告，我的印象是他的口才极佳，很少有人能够和他相比。
    陈毅元帅曾经说过这样的话，领导干部要动口能作报告，动手能写文章。要做到两个不凡：出口不凡，出手不凡。
    “二战”之后，美国曾把美元、核武器、舌头称作它的“三大武器”，可见讲话的重要性。
    怎样提高这两种能力？要我说还是两条途径：一是学习，二是实践。我年轻的时候，也不大会写文章，也不大会演讲，甚至在小组会上发言也感到紧张。后来经过学习和实践，这两方面的能力逐步有所提高。在位期间和退休以后，我写了四、五本书，发行10多万册，此外，我在中央和地方报刊上还发表过200多篇文章。我曾到20多个省市作过400多场报告，直接和间接听众达60多万人次。现在，我无论面对多少人讲话，也无论面对多高层次、多大年龄的人讲话，一点也不感到紧张，而且作报告从来不拿一张纸。我讲这些不是自吹自擂，而是为了向年轻人说明一个道理：什么功夫都是练出来的！
    杜甫有两句很有名的诗句：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写诗、作文是这样，演讲也是这样。因此，我们也可以说：读书破万卷，开口如悬河。
    我转送大家一副对联：上联是——才如湖海文始壮，下联是——腹有诗书气自华。
    下面，我分别简单地讲一讲怎样写作、怎样演讲。
    无论写公文，还是写其他文章，都要努力做到“四有”：一是言之有物，不能无病呻吟、空洞无物；二是言之有理，写文章要观点统率材料，材料说明观点，观点要正确，材料要准确；三是言之有序，逻辑性强，条理清楚，不能杂乱无章；四是言之有趣，有点文采，有些亮点，古语说“言而无文，行之不远”，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人才应有口才，口才成就人才。演讲也要注意做到“四有”：一是有听头，信息量大，内容充实，有新鲜东西；二是有笑头，注意深入浅出、风趣幽默，如果气氛始终很沉闷，一点也不活跃，那效果肯定不会好；三是有说头，听了您的演讲之后，不用组织，不用布置，大家就会自发地讨论、议论、评论起来；四是有想头，听了您的演讲，过了多少年之后，人家还会想起并且记得您的讲话，并从中受到教育和启迪，正如古语说的“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关于演讲，还要注意区分三种情况和场合：就是有稿讲话，追求“抑扬顿挫，锦上添花”；无稿讲话，追求“出口成章，娓娓道来”；即席讲话，追求“与众不同，语惊四座”。总之，演讲要让听众愿意听，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郝玉恒：知识、见识、胆识，是人生成大事的三要素，我们有很多同学自信心不足，尤其缺乏胆识，请问如何加强这方面的修养？
    田：在正式回答您的问题之前，我们先一起回顾一下王国维的“三境界”说。作为清华大学的国防生，你们对此大概都有所了解。
    王国维是民国初年公认的国学大师。他根据自己一生的治学经历，借用宋代晏殊、柳永、辛弃疾三位名家的词句，概括他治学的“三境界”，深为后人传诵和追求。他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就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
    王国维所说的第一个境界，指的是一个人要有远大的理想和崇高的追求；第二个境界，是指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和追求，要做艰苦不懈的努力；第三个境界，是指经过艰苦努力，必能获得成功。这三个境界，是一个人成就大事业大学问的必由之路。
接着我再正式回答您提出的问题。
    与王国维的“三境界”说相似，我国当代学者朱学勤教授也有一种“三境界”说：人分为有知识、有见识、有胆识三种境界。一桶知识，可能出一滴见识；而一滴胆识，非有一池见识不可。
    何谓胆识？是想人所不能想，言人所不能言，干人所不能干。是百姓人人想说，却不敢说、不能说的闪电呐喊。是“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 《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它。”（鲁迅语）
    胆识从何而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局当迷，旁观者清”，敢于独立思考，才可能有胆识。老一代革命家陈云提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王国维提倡“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若能做到这些，人就会有胆识。
    一个人如果只有知识，而没有见识和胆识，他可能成为一个“书呆子”；一个人如果只有见识而无胆识，他也不会有大的作为；只有既有知识，又有见识，更有胆识的人，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有所作为。
    讲到这里，我想简单讲讲人才的类型和知识结构的问题。
研究人才学的专家，把人才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是横的“一字型”人才，这种人有知识广度，但缺乏知识深度；第二种是竖的“1字型”人才，这种人有知识深度，但知识面太窄，没有知识广度；第三种是“T字型”人才，这种人既有知识广度，又有知识深度，弱点是没有创新，不能冒尖；第四种是“十字型”人才，这种人既有知识广度，又有知识深度，比“T字型”人才又前进了一大步，就是能够发明，能够创造，能够冒尖。
    清华大学号称最高学府，其中尤以理工科见长。希望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国防生，不要满足于做横的“一字型”人才，不要满足于做竖的“1字型”人才，也不要满足于做“T字型”人才，而应努力成为“十字型”人才。

    马遥：依托地方高校培养的国防生与军校培养的大学生有些什么差异？应该怎样取长补短、共同提高？
    田：这种比较，只能相对地说，不能绝对地说。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个体差异很大，因此不可一概而论。
    相对来说，依托地方大学培养的国防生，在对于部队特别是对于基层和士兵的熟悉程度上，在军政素质上，在第一任职能力上，甚至在开始时受部队和基层官兵的接受和欢迎程度上，可能不如军校生。但从长远角度看，你们对于科学文化知识的掌握和运用上，以及发展后劲和潜力上，也可能优于军校生。
    大家都知道一种“短板理论”，就是一个水桶能盛多少水，不决定于做成它的长板，而决定于做成它的短板。因此，你们要注意扬长避短，在校期间，除努力学好科学文化知识外，还要通过多种途径，努力提高军政素质，争取尽量把“短板”加长。到部队以后，要和军校生团结一致，取长补短，共同提高。
    部队对国防生有一个培养期，国防生对部队有一个适应期。过去有两句古诗：“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人才成长需要一个过程，不能要求一蹴而就。我前年到兰州军区依托的几所高校为国防生作报告，听说兰州军区对国防生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求一来就行，但求将来真行。我觉得这样的要求是实事求是的，也是切实可行的。

    叶楠：您是怎样对待婚姻和家庭问题的？您对同学们以后找对象有何建议？
    田：年轻的时候，有两句话支撑着我，一句是：“离不开爹娘，成不了栋梁”。孔夫子讲“父母在，不远游”，您呆在家里，孝敬父母，这的确是孝，但是小孝。携笔从戎，投身军旅，把为国家尽忠与为父母尽孝结合起来、统一起来，这是大孝，是忠孝两全。第二句话是“舍不得娇妻，成不了好汉”。如果年纪轻轻就恋爱结婚，有了家室之累，就可能影响事业的发展。
在这两句话的支撑下，我10年没有回家，而是一心搞好学习、做好工作。27岁以前，任何人给我介绍对象，我都不谈。
    当然，到了一定的年龄，也不是不想这个问题。从27岁以后，有不少人给我介绍对象，也有几位女同志或往日的女同学主动找我，但我没和人家谈。也有的人家看上了我，我也看上了人家，互有好感，并谈了一年多时间，但最后人家还是把我甩了。至于是什么原因，人家没有说，我也没有问。可能是人家觉得与我不门当户对吧！我也经历了感情的煎熬和失眠的折磨。但我一直认为，失恋有两条戒律：一是失恋不失德、不失志、不失态；二是不问什么原因，因为你问，人家也不便于说或不会如实说。尽管失恋很痛苦，但我总算挺过来了，并且更加发愤地学习、工作。
    经过两年的心态调整，我31岁又开始谈恋爱，对象也是女军官，各方面条件都很好。我32岁的时候与对象在青海省大山深处的营房中（当时我们的部队驻在那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那是一个星期六，晚上要结婚了，中午才把双方的床和被褥搬到一起。结婚4个月后，我爱人就去广州第一军医大学学习，一学就是4年。我38岁的时候，我们才有了一个女孩。当时还没有“只要一个”的政策，但我和爱人商量，有一个女儿足矣。我39岁就带头作了男性绝育手术。当时，我早已是正团职领导干部，分管的其中一项工作也是计划生育，并被评为先进单位。我这个人很平凡、很一般，在职期间没有立过功、受过奖。可能是因为我做到了晚恋、晚婚、晚育，所以我曾被评为总参谋部的计划生育先进个人。我爱人一直当军医，做医务领导工作，大校军官、高级职称、专业技术四级。她16岁参军，60岁退休，军龄45年，我的军龄是42年，加在一起，我们俩为部队奉献了87个年头。结婚以后，我们聚少离多，但却一致认为，既然选择了从军之路，就要沿着这条路一直走到底，并要努力做出一些成绩和贡献。我们女儿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现在北京电视台工作。我们已有了一个三岁多的外孙子，健康活泼，人见人爱。总之，我的家庭生活和谐、美满、幸福。假如我当年不能正确对待婚恋问题，出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今天就不可能来清华与你们谈心了。
    刚才这位同学问我对大家找对象有什么建议。依据我自己的经历和对别人的观察，我奉献给大家三个字：晚、慎、好。
    所谓“晚”，就是恋爱结婚还是晚一点好，如果过早解决个人问题，就有了家室之累，可能影响事业发展。或随着接触面更广、参照系更高，对原来的选择不满意，就可能后悔，从而带来一些困难和问题。当然，也不是越晚越好。还是那句老话说得好：“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何时为“当”？我主张男同学30岁左右、女同学25岁左右结婚为好。如果挑挑拣拣，高不成、低不就，成了剩男剩女，那也就麻烦了。
    所谓“慎”，恋爱、结婚是终身大事，一定采取极为慎重的态度，严肃对待这个问题。
    所谓“好”，最好的不一定是最适合自己的，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婚姻理论有一种叫“围城理论”，是钱钟书的小说《围城》提出来的：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还有一种“鞋子理论”，究竟适合不适合，只有自己最知道。现在有人提出一种新的“门当户对理论”，即男女双方结合最重要的是志同道合、情投意合。这样，双方才会互相欣赏、吸引、支持和鼓励。至于两个家庭的“门当户对”和附加在爱情上的物质条件，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
    我在网上看到很有意思的一段话：人的一生可以用三个英文字母来概括，即B、C、D。B是英文“出生”（birth）的第一个大写字母，代表人生的开始；D是英文“死亡”（death）的第一个大写字母，代表人生的结束；那么人生的中间呢？C是英文“选择”（choose）的第一个大写字母。人生的过程，就是一系列选择的过程。人生在于选择，选择决定人生。选择信仰，选择道路，选择学业，选择事业，选择朋友，其中选择配偶是很重要的一项选择。有人说，事业是半个圆，婚姻是半个圆，两个半圆合在了一起，做您想做的事并且做成功了，爱你想爱的人并且生活在一起了，人生就是圆满的成功的。
    为了帮助大家正确处理恋爱、婚姻和家庭问题，我这里举两个例子。
    先讲反面的例子。
    1937年10月上旬，延安“抗大”第六队队长黄克功，与其女友、陕北公学学员刘茜在延河旁谈话，黄强行要与刘尽快结婚，遭到刘的断然拒绝，黄一怒之下，开枪将刘杀害。
    黄克功时年26岁，参加过长征，身经百战，出生入死，是一位很有作为、很有前途的旅级干部。毛主席认识此人，还比较熟悉。事发后，很多人为他说情，黄也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除对自己的罪行表示忏悔外，还请求组织念他多年为革命事业奋斗，留他一条生路，“以便今后为党尽一点忠心”。
    结果如何呢？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依法判处黄克功死刑，执行枪决。在宣判大会上，还宣读了毛主席致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的一封信，信中说：
    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性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一切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么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自己的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请你在公审大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之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于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予安慰与抚恤。
    下面讲一个正面的例子。
    大家都知道迟浩田同志，他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上将军衔。迟浩田同志是长工的后代，家境很贫寒，他于1944年入伍，打过日本鬼子，打过国民党反动派，参加过抗美援朝。在战争年代，他出生入死，英勇善战，曾7次受伤，但从不胆怯、畏惧，真正做到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人称“迟大胆”。在解放大上海时，迟浩田与另两位战友，凭着大智大勇，不费一枪一弹，制服了国民党1000多个官兵。因为迟浩田功勋卓著，被华东军区授予“人民英雄”称号。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迟浩田又被评为一等功臣，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三级国旗勋章”。正因为如此，当时还很年轻的迟浩田，就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1954年，迟浩田住进了位于苏州的解放军第一〇〇医院，经过接触，他对出生于书香门第、风华正茂、能歌善舞、年轻漂亮的女护士姜青萍产生了好感。出院后，经过一番斟词酌句，迟浩田写了一封信，向姜青萍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爱慕之意。姜青萍也知道，迟浩田不但是战斗英雄，而且人品好、能力强、心地善良、为人厚道，因此对迟也非常爱慕。但她考虑自己才22岁，年纪还轻，护士和病号是工作关系，不提倡谈恋爱，况且父母又不在身边，不便于商量，因此，给迟浩田写了封回信，婉转地拒绝了他。
    信寄出后，姜青萍很懊悔，怕伤害了迟浩田。几天后，忐忑不安的她收到了回信。信很短，其中抄录了一首普希金的诗，表达了迟浩田的心迹：
    我曾经爱过你：爱情，也许
    在我的心灵里还没有完全消亡，
    但愿它不会再打扰你，
    我也不想再使你难过悲伤。
    我曾经默默无语、毫无指望地爱过你，
    我既忍受着羞怯，又忍受着嫉妒的折磨，
    我曾经那样真诚、那样温柔地爱过你，
    但愿上帝保佑你，另一个人也会像我爱你一样。
    俄罗斯伟大诗人普希金的诗，在中国青年中拥有广泛的读者，这优美而又略带感伤的诗句，叩响了青年许多男女的心扉。姜青萍反复默诵着，心中泛起涟漪，发烫的两颊染上绯红的云霞，她的眼眶不禁湿润了。
    面对这圣洁的爱，她的内心斗争得很激烈，一遍遍地反复问自己：假如日后他同别人走到了一起，结婚成家，我会不会后悔？她想以此来判断自己究竟爱不爱他。爱，就是这样让人痛苦而烦恼。她决定要珍惜和接受这份爱情，便鼓足勇气给迟浩田打了一个电话，专门约了个时间赶到南兵营相见，这让迟浩田喜出望外。一对年轻人羞怯地躲避着相望的眼神，不需要更多的表白，心灵便訇然相通，彼此打开了情感的闸门。
    1956年12月31日，在双方家人和战友们的催促下，佩戴着少校军衔、英姿勃发的迟浩田和梳妆整洁、显得妩媚秀丽的姜青萍举行了婚礼。新郎已27岁，算得上晚婚了。
    到今年，他们两人结婚已经55年了，度过了金婚，家庭生活幸福而美满。
    迟副主席离开工作岗位后，我每年都拜访他几次。有一次，谈起了他与姜青萍大姐的婚事，我开玩笑说：迟副主席，有的报刊发表文章，说您用普希金的一首诗，征服了青萍大姐这位美女。说到这里，我们都一起大笑了起来。当然，这样说只是一个笑谈，迟副主席和青萍大姐的结合，主要是因为他俩志同道合、情投意合。
    以上两个事例说明：如果不能正确处理恋爱婚姻问题，就可能闹出这样那样的事情，甚至自毁前程、人头落地；如能正确处理恋爱婚姻问题，就不但事业有成，而且家庭美满。

    黄勋：田将军您好，您已经71岁了，但看样子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请问您有什么养生之道和健身秘决？
    田：您说这话我愿意听。我国有个习俗：老的爱让说小，小的爱让说大。您说看上去我比实际年龄小，我听了很高兴。您如果问我80几岁了，我可能就有点悲观了。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养生之道和健身秘诀。如果一定要问这个问题，我可以这样回答：我从年轻的时候，就结交了两位“亲密朋友”，配备了两位“保健医生”。此话怎讲呢？
    所谓两位“亲密朋友”：一位是运动场，经常到运动场锻炼身体，增进健康；一位是图书馆，经常到图书馆博览群书，不断充电、蓄电、放电。几十年来，我坚持两项习惯：日行万步路，夜读十页书。我随身带个计步器，每天不走够一万步路不上床，上床后不读够十页书不熄灯。
    所谓两位“保健医生”：一位是运动，运动使我生理健康；一位是乐观，乐观使我心理健康。自己给自己配备两位“保健医生”，与您形影不离，忠实于您，跟随着您，比什么高明的医生都管用。
    我66岁的时候，写了一首打油诗：“小住人间六十六，苦辣酸甜未参透。笑度人生第二春，再活百年也不够！”这首打油诗得到了百岁老人文怀沙先生和齐白石孙女齐自来、孙女婿马泉的高度评价，给了我很大鼓舞。
    联合国卫生组织提出的“健康四大基石”和“健身四句格言”很好，这里向大家介绍一下。
    “健康四大基石”：合理营养，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我国有的医学家，建议再加上“良好睡眠”4个大字。）
    “健身四句格言”：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药物是时间，最好的心情是宁静，最好的运动是步行。（我国有的医学家，建议再加上“最好的处方是知识”8个大字。）
    清华大学老校长蒋南翔，曾为清华学子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清华大学有位老教授叫马约翰，是位体育教授。上世纪60年代初，我曾听他作过报告。那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天，他上身穿着衬衣，下身穿着短裤，身体健壮，精神矍铄，声音洪亮。我们一群年轻人，对他既羡慕又佩服。在马约翰的大力倡导下，体育成为清华师生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钱伟长、梁思成、梁实秋、吴宓、周培源等清华优秀学子都曾经在他的严格监督下，锻炼身体，强壮体魄。同时，马约翰教授在体育理论和体育道德上也作出了突出贡献，他提出“体育可以带给人勇气、坚持、自信心、进取心和决心，培养人的社会品质---公正、忠实、自由。”他被称为“我国体育界的一面旗帜。”清华大学历届学子，响应老校长的号召，以马约翰为榜样，历来有运动、健身的传统，希望大家继承和发扬这个传统。
    从我自身的经历看，健康地为祖国工作50年，是可以做得到的。我在位42年，退休10年了，退休以后，退而不休，继续为党、人民和军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这样加在一起，已经超过50年了。在有生之年，我还力争圆三个梦：强国梦、统一梦、百岁梦。对此，我充满信心。

    王焕孝：大学生是该多注重学习课本理论知识，还是应该更多地参加实践？
    田：我认为在大学期间应该更多地注重学习理论知识，努力打好知识根底，同时适当参加一些实践活动。参加工作以后，当然主要就是实践了，但也不应放松理论学习。我们党有三大优良传统，其中之一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如果你没有理论，那你怎么联系实际？不联系实际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学习理论和勇于实践，都是一辈子的事情，二者不可偏废，只是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罢了。

    阎雪飞：我们在学校学习的理论知识，到部队是不是大部分都用不上？
    田：这个问题是很多国防生经常问的，实际上是问到部队以后，工作能否“对口”的问题。有人说我们在学校学的知识大部分用不上，到部队工作很难“对口”。我是不赞成这种说法的。要求完全“对口”，钉对钉，铆对铆，学什么就用什么，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大学里设置的专业再细，数量毕竟有限，而军队工作则是多种多样的，而且武器装备也是不断发展更新的。因此，要求完全“对口”，是不可能的。我们应把“对口”的观念变成“适应”的观念。国防生如果掌握的知识很丰富，能力很强，素质很高，那就不但能适应第一任职的需要，而且还会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后劲。
    其实，对于国防生来说，最重要的不是知识，而是素质。军官应具备的素质大体上包括五个方面：政治思想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军事技术素质、领导管理素质、身体心理素质。
    有一位教育学家说得好：当大家都没有知识的时候，有知识者胜人一筹；当学校教育注重知识、能力并举之后，有创新意识者胜人一筹；当全民倡导创新意识之后，具有健康人格者胜人一筹。
    世界管理界有三句名言，我觉得很有道理，在这里也给同学们讲一讲：智力比知识更重要，素质比智力更重要，觉悟比素质更重要。
    希望同学们到部队工作之后，既不要好高骛远，也不要妄自菲薄，在注重知识的同时，更加注重应用性的培养，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增长才干，不断提高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从而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石小龙：丰子恺说“人的生活包括物质、精神和信仰”，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田：您提出这个问题很不简单，说明你涉猎面比较广，知识比较渊博。我在这里再作点补充说明。
    丰子恺是我国现代一位著名的画家、散文家、美术教育家、音乐教育家、漫画家和翻译家，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文艺大师。他的老师弘一法师，原名李叔同，于1906年留学日本，学习西洋绘画、音乐，是中国第一批美术留学生。1910年回国，在几所学校教美术和音乐，他既是经师，更是人师，深受学生的信赖和爱戴。他是上个世纪初最出色的艺术家、艺术教育家之一，也是近代艺术教育的开拓者之一。他于1918年正式剃度出家，取法号弘一，他于1942年圆寂。
    弘一法师仙逝后，丰子恺根据老师一生走过的道路，总结出了“人生三层楼”的说法。
    他说：“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艺术，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一个三层楼。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人，就住在第一层，即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锦衣玉食，尊荣富贵，慈父孝子，这样就满足了，这也是一种人生观。抱着这种人生观的人，在世间占了大多数。其次，高兴（或有力）走楼梯的人，就爬上二层楼去玩玩，或者久居在里头，这就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他们把全力贡献于学术的研究，把全心寄托于文艺的创作和欣赏，这样的人，在世界上很多，即所谓的‘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还有一种人，人生欲很强，脚力很大，对二层楼还不满足，就再走楼梯，爬上三楼去，这就是宗教徒了。他们做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于精神欲仍不够，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竟……世界上就不过这三种人。”
    在谈及弘一法师的时候，丰子恺先生这样说：“弘一法师的人生欲非常之强！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彻底。他早年对父母尽孝，对妻尽爱，安住在第一层楼中；中年专心研究艺术，发挥多方面的天才，便是迁居于二层楼了；强大的‘人生欲'使他不能满足于二层楼，于是爬上三层楼去，做和尚，修净土，这是当然的事，毫不足怪……”
    丰子恺关于“人生三层楼”的说法，虽然我们未必完全同意，更不是提倡大家去信宗教、当和尚。但以此说法审视一下，自己究竟在哪一层楼上，能否更上一层楼，也不无意义。不是有两句唐诗说“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嘛！

    黄勋：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军人需要个性吗？国防生如何做到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统一？
    田：对这个问题可以做肯定的回答。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同时完全可以发展个性。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对清华学子和全国青年学生提出了三条希望：一是希望同学们把文化知识学习和思想品德修养紧密结合起来，二是希望同学们把创新思维和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三是希望同学们把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很明显，总书记也是提倡发展个性的。当然，个性发展要和全面发展相结合，要在正确处理个人、集体、社会关系的基础上保持个性、发展个性。
    我们军队是战斗的集体，是英雄的摇篮。崇尚英雄，敬仰烈士，发展个性，弘扬豪气，追求阳刚，一直是我们军队的主旋律。
    现在，在部队部分基层官兵中，一提到传奇和个性，就往往讲欧美的“巴、拿、马”（巴顿、拿破仑、蒙哥马利），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至少是片面的理解。“巴、拿、马”固然有他们的个性和特色，也在某些方面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但在我们解放军的将帅中，比如“横刀立马”的彭德怀、“新世孙吴”的刘伯承、“胸怀坦荡”的贺龙、“文武全能”的陈毅，还有最会打仗的粟裕、“黄埔三杰”之一的陈赓，“厚重少文”的许世友，等等，哪一位不是既有坚定而共同的党性，又有鲜明而突出的个性？我不反对你们阅读一些外国将帅的传记，特别是二战名将的传记，但我更希望你们多阅读一些我军将帅的传记，从中可以了解他们的丰功伟绩和趣闻轶事，从他们身上可以学习到许多东西。这是我的切身体会。
    这里，我还想强调说明，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相辅相成。要坚持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基本要求，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发展个性、彰显本色，你们才有可能成为可堪大用、能负重任的栋梁之才。
    这就是说，你们一定要有突出的特长，有“两下子”，或有“一招鲜”，才能显示出你们的个性和本色。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1960年5月和1961年9月，二战名将、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先后两次来我国访问。他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毛主席、周总理会见了他，还安排他去不少地方参观游览。
    有一次蒙哥马利到北京军区某部参观射击表演，当时由我军名将、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杨勇上将陪同。表演结束后，蒙哥马利取半自动步枪，卧姿射击，连发连中。这时他将枪交给杨勇，意在考验一下杨勇上将的枪法如何。杨勇微笑着接过枪，蒙哥马利是卧姿射击，杨勇是立姿射击，也是连发连中，蒙哥马利看得目瞪口呆。在回国途中经过香港时，他在记者招待会上以这件事为例，警告西方国家：千万不要和中国军队在地面交手，和中国军队在地面交手必败无疑！

    问：我叫刘深深，我代表女国防生提一个问题，请问您对我们女国防生有什么希望？
    田：噢，您叫刘深深，好名字啊！听你们辅导员说，您各方面表现很优秀，祝贺您呀！
    女兵，是部队里凤毛麟角的“军中之花”，是万绿丛中的“一点红”，是军营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当一名女兵，是地方许多女青年的梦想。你们有幸成为女国防生，特别是成为清华大学的女国防生，确实值得骄傲和自豪。
    但同时希望你们要明白：军中不言性（性别）、军中无娇娘、军中无戏言。女人的名字不叫弱者，战争并没有让女人走开。战争只有胜负之别，而无性别之分。在军营里，在战场上，女兵首先是军人，其次才是女人。
    你们大概都知道“巾帼不让须眉”这句古语，说的是在很多方面，女子丝毫不亚于男子，男子能做到的事，女子大部分也能做到。特别是在信息化战争条件下，女军人和男军人一样，在军营里大有用武之地，同样可以大有作为。
    我想给女国防生提4点希望：
    一是有志气，一定要克服自卑感，树立远大的志向，这是事业成功的第一步。 
    二是多才气，一定要克服“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腐观念，不但要有德，而且要有才，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立足本职、建功立业。
    三是求大气，一定不要“头发长，见识短，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努力做到胸怀开阔、意志坚强、为人大度、处事大方。
    四是讲正气，一定要严于律己，既要有阴柔之美，又要有阳刚之气，要努力培养、形成正派的作风、刚正的气节。
    我长期在总部机关和军事院校工作，经常接触一些女将军、女学者、女教授、女专家。她们经过几十年军营生活的锤炼，形成了值得年轻女军人学习的风范。有人这样概括他们的一些特点：
    女军人的性格是：乐观开朗；
    女军人的气质是：端庄大方；
    女军人的生活是：简单朴素；
    女军人的作风是：爽快利落；
    女军人的形象是：英姿飒爽；
    女军人的格言是：甘愿奉献。
    还有人这样概括成熟女军人的魅力：
    高雅而不自负，温柔而不脆弱；
    活泼而不轻浮，开朗而不粗野；
    天真而不幼稚，热情而不放荡；
    成熟而不世故，勇敢而不怯懦。
    我介绍这些，供年轻的女国防生们参考。
    最后我还想讲一下，1936年夏天，著名左翼女作家丁玲，毅然投奔延安，请求参军，并且强烈要求上前线打仗。毛主席批准了她的请求，并为她写了一首词《临江仙•赠丁玲》，其中两句词是：“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我想把毛主席的这两句词转赠给年轻的女国防生们：你们昨天或许也是“文小姐”，预祝你们明天争取成为“武将军”！

    主持人尚世锋：“我们清华大学又有一批国防生即将毕业，有的进一步读研深造，有的直接到部队参加工作，请问您对大家有什么嘱咐？
    田：我估计你们会提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今天是有备而来的。谈不上什么嘱咐，前面你们提出了19个问题，我都尽力一一作了回答，其中也对你们提出了一些希望和建议，供你们参考。这是第20个问题了，我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我来之前搜集了中外一些伟人、名人在欢送毕业生时的赠言，我感到他们讲得很好，很有教育意义。我今天就一一地分别介绍给大家。
    一、毛泽东给毕业生的赠言
    1939年7月，毛泽东在给即将奔赴晋察冀进行抗日救国伟大斗争的陕北公学的同学们作报告时，希望同学们向青松和杨柳学习，学习青松的原则性，学习杨柳的灵活性。他风趣地说：“青松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它生就一副傲骨，挺立在冰天雪地之中，越是严寒越显示出它岿然不动的本色。杨柳则随风飘荡，非常灵活，它植根于大地，插到哪里，就在那里生根发芽。古往今来，不知多少名人学士吟诗作画，歌颂青松和杨柳的性格，可见青松和杨柳是很得人们喜爱的。”
    针对年轻人的弱点，毛泽东还语重心长地告诫说：“一不要做吊死鬼，二不要做冒失鬼。吊死鬼都是自寻短见丧生的，所以看问题要看得远一些。冒失鬼则遇事急躁，不能深思熟虑，往往因小失大，给革命事业造成损害。我们要革命就得不骄不躁，凡事三思而后行。”
    二、 谢觉哉给毕业生的赠言
    谢觉哉是延安时期我党著名的“五老”之一，当时他任中央党校副校长。谢觉哉在为即将毕业奔赴抗日前线的青年同志们送行时，发表了十二个字的祝词，即“不惧、会想、能群、守己、勤学、健身”。“不惧”，就是不怕困难，不怕艰苦，不怕牺牲；“会想”，就是遇事不要莽撞，要善于开动脑筋，三思而后行；“能群”，就是能团结人，和群众打成一片，不要做孤家寡人；“守己”，就是严格要求自己，不该做的事情绝对不做；“勤学”，就是勤奋学习，不懈努力，坚持不懈地充实和提高自己；“健身”，就是吃苦耐劳，锻炼身体，具有健康的体魄和坚强的意志。谢老还语重心长地勉励年轻人：“最好不要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再幻想什么，而要在旭日东升的时候便投入工作。”
    三、 蔡元培给毕业生的赠言
著名教育学家蔡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就对大学生提出过明确的要求，希望毕业生具有“狮子样的体力，猴子样的敏捷，骆驼样的精神。” “狮子样的体力”，即具有强健的体魄。“猴子样的敏捷”，即为快速的行动，要求大学生精进学问，奋起直追，实现国家民族的振兴。“骆驼样的精神”，即对学术、对社会、对国家负责任的态度。
    四、 胡适给毕业生的赠言
    胡适先生担任北大校长时，有一次，他对毕业生演讲，赠给毕业生“三味药”，即“问题丹”、“兴趣散”、“信心汤”。“问题丹”，即大学毕业生在踏入社会之际，脑中留下一两个麻烦而有趣的问题，时常鞭策自己继续探索。“问号”是探究问题的标志，问题又是一切学问的来源。“兴趣散”，即发展专业以外的兴趣爱好，这样可以使生活更有趣、更快乐、更有意思。“信心汤”，即办任何事情都要有信心，这是人生的真谛，也是事物的法则。要记住：努力不会白费！
    五、德国一位大学校长给毕业生的赠言
    德国一位著名大学的校长，在欢送毕业生时，他首先说：“学自然科学的同学们，我为你们而自豪，因为你们是这个时代的列车。”这时，学人文科学的同学们见状低下了头。这位校长又转过头来接着说：“学人文科学的同学们，抬起你们的头来，放开你们的眼界，我为你们而骄傲，因为你们是这个时代的列车司机。”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毕业生们领悟了这位校长讲的两段话的深刻含义。
    六、 日本一位大学校长给毕业生的赠言
    日本一所私立大学，在毕业生即将离校之际，校长以七种动物形象作比喻，送给他们一段妙趣横生而又含义深刻的赠言：“预祝毕业生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像野猪一样勇往直前，像狮子一样统帅一切，像黄牛一样勤勤恳恳，像小猫一样不为他人所左右，像家犬一样与众协调，像猴子一样机动灵活，有时还要像梅花鹿一样小心谨慎。”这段话讲得不一定完全有道理，但以七种动物形象作比喻，提醒大学毕业生应注意的问题，还是可供大家参考的。
    七、丘吉尔给大学毕业生的赠言
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上世纪40年代，有一次受邀在毕业典礼上讲话。他走上讲台，环视毕业生几十秒后，开口说了一句话：“永远，永远，永远不要放弃！”又重复了这句话之后，他走下了讲台。这可能是世界上最简短的毕业演讲，也是很有意义的毕业演讲。

    同学们，我们整整座谈、交流了一个下午。我上面讲的一些话，如果你们觉得多少还有些道理，就请你们参考、借鉴；我讲的不对的地方，也请你们不客气地批评指正。
    最后，我也送你们两句话：
    今天你们以清华大学为荣，将来让清华大学以你们为荣！
    进校时是一块质朴的纯钢，毕业后是一柄闪亮的利剑！
    谢谢大家！

整理者：尚世锋，清华大学计算机系辅导员、博士研究生；
张立勇，清华大学“英语神厨”、中国十大杰出学习青年之一、2004年中国十大年度新闻人物之一